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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收藏徐悲鴻等名人300多封書信

          “安史之亂”中的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張籍說“洛陽城里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一千多年來,書信在中華文化里充當著集文學、美學、歷史、情感、書法、禮儀、信箋為一體的文化載體。然隨著電話與互聯網的普及,傳統家書正淡出我們的生活。21世紀初,費孝通、季羨林、白庚勝等數十位文化名人發起了搶救家書行動。陳立言,一位71歲的老人,40多年來將他人“棄若敝帚”的書信視若珍寶,其收藏的名人書信大多出自當年極具盛名的西南聯大及云南大學等校的著名學者、教授之手。
          40余年300多封書信
          “中國民族從很早就有了鴻雁傳書的歷史”,漢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以悲憤的心情述說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中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更是傳唱千古;三國時期諸葛亮的《誡子書》,以“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勉勵后輩,也讓后世爭相效仿……從這些書信中,我們既能感受寫信者的至深親情,也能洞見他們的生活智慧和勇氣。
          上世紀50年代,在外地讀書、工作的陳立言通過書信和他的父親交流,“嘮嘮家常,聊聊學習,談談工作,講講做人的道理。”他也通過書信跟周霖、劉華軒、朱立亭等人學習書畫,“他們書信語言很流暢,用詞很講究,書法也很靜美。”每次收到書信,他都愛不釋手,“中國的書信包涵的不僅僅是親情、友情等情誼,還包涵著治學、修身、禮儀等傳統文化。”
          文革期間,陳立言在“盤龍區古舊書合作商店”看到一本舊書,“是民國初期出版的雜志,名字叫《東方雜志》。”陳立言打開看了看,發現里面藏有兩片薄薄的信箋紙,“是一封寫于1942年的信,在重慶的郭世清寫給他在昆明的老師蔣維崧,前者是著名花鳥畫家,后者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書法篆刻家。徐悲鴻還在里面附上了一封段話。”陳立言說,在看到書信的那一刻,他欣喜若狂,“這就是淘東西的樂趣,主人疏忽之間將舊書連同舊書信賣掉,又被愛好舊書的人買走,這種緣分可遇而不可求。”
          1938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一時間,昆明城內群星璀璨,“很多名士、學者來到昆明,所以也有很多名人都從其他地方寫信到抗戰的大后方昆明。”自此之后,陳立言開始了對抗戰時期,尤其是有關西南聯大的書信、手稿進行收藏和考證。在這40多年里,他走遍了昆明所有古舊書店,也穿遍了南屏街、長春路(后改名人民中路)、文廟街、白云巷、小西門、張官營、馬街等街巷,至今他已收藏了近300多封書信。
          徐悲鴻在信上附31個字
          上文提及的由郭世清寫給蔣維崧的書信,寫于1942年10月18日。此時郭世清在重慶中央大學(原為國立中央大學,在南京,1937年前往重慶,1945年遷回。1949年后學校分為兩部分,一為位于江蘇的南京大學,二為位于臺灣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他給在昆明中央銀行工作的蔣維崧寫信。
          僅僅兩頁紙,百余字,內容甚多。信中匯報了他七月二十九日在宜賓、八月二十日在長壽(今重慶長壽區)的畫展,情況“還算可以”。又說因為教室里凌亂狼藉,不能靜心,就去城中朋友家小住作畫。信中提到了徐悲鴻,說他上月底在蓉(成都)舉辦畫展,“收入三十余萬(給徐師母十萬),頗得好評”。還提到了一位名為“巽復”的女學生,她曾給蔣維崧寫信卻沒有收到來信,盼老師以后多給她來信。信件最后,郭世清打聽昆明的情況和其他人的畫展成績。他說畢業后他可能留在重慶,去藝專工作,希望能得到老師的鼓勵。
          寫信那會,徐悲鴻走進教室,問起蔣維崧的近況,因此他在信紙頂端附上一段話,31個字:“知近狀佳善,有賦漢君處,我有畫幾幅,聞由弟代為保存,倘有便還請攜渝。悲鴻”。而正在教室寫字的巽復也在另一頁信紙上附上了一段話。在信件結束后,又見一行字,郭世清補充說希望蔣維崧幫忙刻一方“天倪草堂”的印章。天倪,正是郭世清之字。
          此信集三人之言,“展現了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生病啦,開畫展啦,教室亂不能靜心啦……非常真切樸素。”不僅為后世史料研究提供了珍貴確切的資料,也讓后世了解徐悲鴻提供了新的角度,“他什么時候在哪里開畫展了,收入怎么樣了,給了他夫人多少錢。這是只能在書信里看到的。”作為書法愛好者,陳立言也能從書法角度來看待信件,“徐悲鴻曾師承康有為,線條內斂,高古幽淡,非常有個性;而郭世清的字跡濃淡、粗細、大小結合,有碑拓之風。”
          亂世中的生存智慧
          在陳立言的收藏里,殷煥先的書信尤為多。“殷煥先是抗戰時期重慶中央大學中國語文系畢業的,后來考上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離昆明市區大約有二十多里的龍泉鎮寶臺山。”后任教于西南聯大、云南大學、四川大學、山東大學等校,是我國現代著名語言學家。在陳立言的收藏里,還有殷煥先當年被北大文科研究所錄取的通知書。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間,殷煥先師從湯用彤、唐蘭、羅常培等人,他們對其學問非常賞識。羅常培曾寫信給殷煥先,信中稱呼殷為“孟非弟”,說:“。。。助教事以寫信致梅主席,但尚未提出常委會。。。”信中“梅主席”即為梅貽琦,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同年底,殷煥先就到西南聯大任教,講授語言文字學”,陳立言說道。
          在殷煥先的信件里,有一封來自于中央鐘表文具行。信中說,文具行店東“長明兄已于上月往衡辦貨大約下月抵昆大扎今已交郵長明兄矣俟長明兄來行此款即付”。根據鐘表行一信封可知,長明兄為曹長明。這封信頗讓人費解,讀了數遍仍理不順其中的關系,“鐘表行不是做生意的么?為什么信中說來像是錢莊?”
          隨后陳立言拿出一封殷煥先的外甥從老家江蘇省六合縣寄來的信件,信中嘮嘮家常,提及他父親病逝時他因供職于公未能及時返家盡孝,言辭悲戚。然看到信中某段后,就理解了鐘表行的意思。江蘇殷家鄰居姓曹,家中兒子在昆明城內做鐘表店,急須將款匯給他父親用。“但是,當時昆明在大后方,匯款非常不方便。如果從外地避難昆明的人需要錢,有條件的就采用金融兌匯的方式。”譬如殷煥先,他從曹長明處取錢,他的外甥則將錢拿給曹長明的父親,“這是亂世里的平民百姓的生存智慧。”
          觀殷煥先信件書風各異,羅常培的筆跡有著大學問家書風之美,規范的行草書,隨意瀟灑。而殷煥先之甥“供職于公”,“肯定也是個讀書人,文字很流暢,書法基本功很好。”陳立言收藏的書信數量不菲,此文僅取寥寥數封以窺探那個時代的風采。這些紙質粗糙的書信手稿,洋洋灑灑,自然天成,樸素中滿是一股平淡天真的文人氣息。“我看著它們,讀著它們,就像在觸摸那一段崢嶸、滄桑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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