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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山圖》傳說

          浙江省博物館所藏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前段殘卷《剩山圖》,畫名是晚明清初著名徽州書畫商人吳其貞所定。吳氏于順治九年壬辰(1652)左右從丹陽收藏家張范我手中購得,遂命名曰《剩山圖》,并著錄于他的《書畫記》卷三《黃大癡富春圖紙畫一大卷》一則中:“此卷原有六張紙,長三丈六尺,曩為藏卷主人宜興吳冏卿病篤焚以殉。其侄子文俟冏卿目稍他顧,將別卷從火中易出,已燒焦前段四尺余矣。今將前燒焦一紙揭下,仍五紙長三丈。為丹陽張范我所得,乃冢宰赤函先生長君也。聰悟通諸技藝,性率真,好收古玩書畫,無錢即典田宅以為常。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偕莊澹庵往謁借觀,雖日西落,猶不忍釋手。其圖揭下燒焦紙尚存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為予所得,名為《剩山圖》。”
          吳氏又于康熙七年戊申冬(1668)轉讓給揚州收藏家王廷賓,王氏在《剩山圖》卷后有長跋詳記此事。并將《剩山圖》裝裱成冊頁,載入他的藏畫冊《三朝寶繪》圖冊之中。王氏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將《三朝寶繪》圖冊轉售他人。從此之后《剩山圖》似乎從世上消失,無人知道藏處。大約在同治光緒年間又為江蘇江陰陳氏秘藏,所以《剩山圖》從康熙到清末有一段近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收藏“空白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書畫商人、汲古齋老板曹友卿將購得的《剩山圖》攜至吳湖帆家中請其鑒定。吳湖帆在《丑簃日記》中寫道:“曹友卿攜來黃大癡《富春山居圖》卷首節殘本,真跡,約長二尺,高一尺半寸,一節中有經火痕跡三處,后半上角有吳之矩白文印半方,與故宮所藏卷影本(余前年見過真跡)校之,吳之矩印無絲毫差失,后半火燒痕亦連接,且故宮藏本前半每距六七寸亦有燒痕與此同,逐步痕跡縮小,約有二三尺光景,可知此卷前半之經火無痕。某記載云:黃大癡《富春山圖》當在溪南吳氏,當其主人故后,以此殉之,付之燒毀。然則手卷一時火化綦難,外廓全部燒去矣,幸所毀者皆裱綾前殘酷盈尺殘本,然是天壤劇跡,彌足珍寶,記此志幸。”
          有關此事傳說甚多,有云曹友卿知道《剩山圖》的價值之后,不肯售讓,又云漫天出價。吳湖帆只得以祖傳一商周青銅鼎與其交換。但《丑簃日記》中并未有此事記錄。如就常識而言,當年上海灘的古董商人沒有一個人敢“得罪”吳湖帆,除非其自絕財路。還有一種傳說,因當時曹友卿攜來《剩山圖》時,并沒有王廷賓的題跋。吳湖帆即讓曹氏向原賣者詢問是否有題跋尚存,此圖為江陰一陳姓人家所售。曹氏再到陳家,終于在亂舊紙堆中找到了王廷賓的題跋,猶如是找到了一個人的“出生證明書”。以此形成了《剩山圖》確實是《富春山居圖》殘卷的“證據鏈”。但《剩山圖》可能經過多次揭裱,在筆墨神采和品相等諸方面已大為損減。
          有一點也頗為“傳奇”,《富春山居圖》(包括《剩山圖》)在近三百年里,居然先后被四個姓吳的人收藏:即宜興吳正志、吳之矩、徽州吳其貞和蘇州吳湖帆,也真可謂是鑒藏史上的異數。吳湖帆曾填一首《錦纏道·題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殘卷》詞:“大嶺橫云,七里淺瀧流露。指嚴陵釣臺危據,小舟江上盟鷗鷺。醉惹癡翁健筆名山賦。溯前朝六家,幾經珍護。詫荊溪化情塵土,嘆石渠清秘深宮妒。勝山緣分,惟我天相許。”收藏有時真的是要講緣分的,所以吳湖帆特意讓陳巨來刻一方朱文長方鑒藏?。?ldquo;大癡富春山圖一角人家”。并題引首曰:“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篆書)。畫苑墨皇,大癡第一神品富春山圖。已卯元月書句曲題辭于上。吳湖帆秘藏。”《剩山圖》除吳氏雅道摯友外,“圈外”之人皆無緣一見。而且還不著錄于他的《吳氏書畫記》一書中,可見其珍秘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直有意收藏《剩山圖》,并且通過多種方式和各種渠道與吳湖帆接洽商談此事,還請多人進行游說。但吳湖帆當時并無出讓之意。但經過多年的“追蹤”,吳湖帆態度有些松動,遂開始與浙江方面就出讓的價格等進行商談。而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錢鏡塘,吳、錢兩人私誼甚深,遠非他人可比。當年具體的交易細節,因當年的諸位當事人均已不在人世,所以詳情難以了解。傳說頗多,吳湖帆開價是五千元(一說八千元),另外還要搭售幾幅清人畫作。一說是元人王蒙的《松窗讀易圖》,有說王畫實是贗作。但當時的五千元幾乎是浙江省全年收購文物的一半資金,所以頗難承受。浙江方面幾經商量和請示,最終還是按吳的出價購藏《剩山圖》卷和《松窗讀易圖》,前者后來成為浙博“鎮館之寶”。
          謝稚柳后來曾經回憶當年的經過:當初杭州方面托沙孟海去上海找錢鏡塘,請他向吳湖帆買《剩山圖》卷,但吳堅持要與王蒙《松窗讀易圖》一起賣。沙孟海找謝稚柳,謝稚柳就與吳湖帆談,吳湖帆同意只賣一件(即《松窗讀易圖》)。后錢鏡塘打電話給謝稚柳,吳告知他沒有答應,后沙孟海又找謝稚柳。謝為之發火,跟沙孟海說:“你去跟杭州講,杭州方面說只買一件,卻跟吳湖帆談兩件。”結果就把此圖(即《松窗讀易圖》)也買來了。此圖原先在北京已“鬧”了一年,吳湖帆也想搭賣出去,當時張珩不干。(見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五冊·浙江省博物館)其實,吳湖帆當初并不想將“梅景書屋第一名跡”(潘靜淑跋語)賣給浙江文管會。所以他開出了五千或八千元的天價,以及搭售《松窗讀易圖》,就是想讓浙江方面知難而退。但沒想到浙江方面志在必得。
          有一點今天或許可以推測,吳湖帆將《剩山圖》售給浙江文管會之事,一定引起了上海文管部門和文博界某些人士的不悅。后來在籌備上海國畫院時,絕大多數人都猜測吳是出任院長的熱門人選。因為他是海上畫壇盟主,名望和輩分都極高,并得到了葉恭綽等的大力推薦,所以吳自己也頗有些非我莫屬之感。但在一九六零年上海畫院成立時,有關方面卻敦請豐子愷出任院長,而吳湖帆連副院長都不是,僅是一名被畫院聘請的普通畫師而已。表面上是吳湖帆的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緣故,不宜擔任畫院院長一職。而出讓《剩山圖》給浙江之事,或許也是其中的諸多原因之一吧?吳湖帆在賣《剩山圖》之事上可謂“兩姑之間難為婦”,實在是有苦難言。浙江方面認為他“強搭強賣”;而上海方面則埋怨他將《剩山圖》賣給了浙江。當年上海文博系統一言九鼎的掌門人是徐森玉先生,而謝稚柳則是其最得力的兩位助手之一。
          落選上海畫院院長一事對吳湖帆的打擊非常大。戴小京后來在《吳湖帆傳略》一書中寫道:“他開始從人們的眼光中察覺到了一些新的內容——這不再是崇敬和殷勤的神色,而是回避、憐憫,甚或帶有著幾分鄙夷。一種從未有過的寂寞之感爬上了他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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